3月17日下午5时，日军第八旅团主力四千余人抵达藤县外围，并对被围困在吉山的日军第39联队展开救援。
由于缺乏重武器，尤其是缺乏反坦克武器，再加上所部多为骑兵，因此石勇峰命令吉山方向的部队放弃围歼敌39联队的计划，全部撤到城里。
而日军方面，在得知第39联队只剩下一千一百余人之后，也暂时停止了进攻，全部兵力撤到藤县以北的方向固守待援。
藤县城里，马铮所部整齐列队，为阵亡的川军将士收敛遗体并紧急救治伤员。
待将阵亡者的遗体全部收敛之后，石勇峰这才命令部队立即检修城里城外的防御工事，并将情况上报到军部。
此时，马铮等人已经嘉祥的南寨山一线了。
接到石勇峰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之后，马铮整个人沉默了。
他没有预料到王铭章师长竟然牺牲了，要知道按照史料记载，王师长是3月17日下午牺牲的，而城里的部队一直战斗到18日上午才全部牺牲，战斗才算是结束。
所以当初马铮才会命令石勇峰等人务必在中午之前抵达藤县。
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石勇峰虽然按照他的命令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了藤县。
然而，王师长却没能等到他们，最终牺牲在了藤县。
这算什么？
难道是历史的惯性吗？
在得知122师在城区的部队只剩下八百余人了，马铮当即命令石勇峰接手藤县的指挥权，并将相关情况上报军委会。
之所以是上报军委会，而不是第五战区长官部，完全是因为眼下马铮所部无法联系上第五战区，只能通过军委会联系。
而马铮所部的电报发到军委会之后，再次引起了一波大地震！
武汉城里，国军高层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津浦线上的战斗，蒋委员长也不例外。
如果说在战前，蒋委员长心里还怀有一丝和谈的侥幸的话，那么现在的他已经死了这份儿心了。
在南京沦陷后不久，日军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。十天后，日军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等大城市，兵锋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沿海地区。
而近卫内阁发表的声明，声称今后不以中国的国民政府为对手，而期望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。
日本人此时彻底的狂妄了，甚至于比几个月前的淞沪会战前的态度还要蛮狠，以至于连希特勒主宰的德国也难以理解日本这种横蛮无理的态度。
在此情况下，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对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说：“我可以理解日本不能忍耐中国的拖延和令人不满的态度，但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，日本要对断绝谈判负责。”
这样一来，蒋委员长已经充分的认识到，日本这是要彻底的灭亡中国，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更让武汉方面感到不安的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日军更加专注于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。
进入1938年后，日军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连贯南北战场，打通津浦路，使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能够会师武汉！
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，必须和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大战一场。
卧躺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徐州，地据山东、河南、安徽和江苏四省的要冲，是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。
徐州的安危，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大局。
但是前线的敌情同样令人揪心，日军针对徐州集中了八个师团、五个旅团约二十四万人的兵力。
从1938年1月下旬，日军分成南北两路，从南京和山东南部会攻徐州，企图南北会合，然后沿陇海路西进，歼灭郑州与武汉之间的中国军队，一举拿下武汉。
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和军团，共六十四个师，约六十万兵力，防守徐州地区。
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，抗击北线日军南犯，其余兵力部署在津浦铁路南段，阻止南线日军北进。
南线日军的指挥官是畑俊六大将，指挥三个师团，约八万兵力，先后从镇江、南京和芜湖渡过长江北上。
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，顺着津浦路正面向北推进到盱眙和张八岭附近；另一部分攻占了扬州，随后进攻邵伯和天长一线，以掩护镇江防线。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，顺着淮南铁路北进到巢县和全椒，企图直奔蚌埠。
从一月底到3月底，在长达两个月的战斗中，国军在南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局部胜利，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日军北上的步伐。
眼下日军已经攻占了重镇蚌埠，一旦日军拿下北线的台儿庄，整个徐州战场将彻底的变成大溃败。
武汉南郊林木清翠的珞珈山公馆里，蒋委员长倚杖远眺武汉城区，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。
中、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。随着华北、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，武汉，就像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，孤零零地悬挂着，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。
贪婪的日本人垂涎它，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果揣入腰间，再给中国一次重击。
中国人关注它，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，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。
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，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像往年那样，被春的魅力、绿的诱惑煽起激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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